“教育平等只是手段，社会平等才是基础。”“减少英语比重、增加高考次数不能解决问题。”27日，著名学者葛剑雄做客齐鲁大讲坛，给广大“坛友们”带来了他关于我国教育问题的独到见解，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我今天的题目听起来有点拗口。”27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葛剑雄以幽默的形式开始了他的。他的题目是《中国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的中国问题》。
在葛剑雄看来，中国的教育问题，主要是教育本身，但教育的中国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的教育牵扯到的各方面，不仅仅是教育本身，还包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问题。因此，要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离不开教育的中国问题，离不开每个人。
葛剑雄一直对我国的教育问题有着独特的观察和见解。“如果现有的体制不改变，可能就不幸被我言中，孩子的教育竞争或许会延伸到胎教，再往后甚至是基因配对。”一开场，葛剑雄就直指我国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从十年、二十年前的竞争高考，到近些年，孩子教育的竞争已经逐步延伸到中考、小升初，乃至幼儿园。
“大家抱怨我们的教育资源不好。”葛剑雄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在两年前的国际基础教育评比中，上海名列世界第一，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其实就在我们抱怨我国教育质量不好的时候，美国也在自己的教育问题。”
“为什么我们频频追求快乐教育，美国却在反思他们的快乐教育到底是否成功。怎么来看这些现象?”葛剑雄向听众抛出了这样的思考式疑问。在葛剑雄看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给教育的任务太重了。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到2020年，大学毛入学率应是30%，最高不超过35%。”葛剑雄表示，即使是到那时，同龄青年中间能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职在内，大概最多35%，仍有65%同龄青年进不了大学。因此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
葛剑雄分析认为，要真正实现上大学比较容易，改变现在的“教育乱象”，必须提前将60%左右的同龄青年分流。“考大学前，有的已经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通过了技术培训，这样分流后，家长跟本人才不会有太大压力，老师跟校长也不会有太多压力。”
不过，这样的前提是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大家的社会地位是一样的。但是，这恰恰是现在社会的矛盾问题。葛剑雄认为，现在人们都寄希望于教育改变自身的地位。
“为什么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越来越低?”葛剑雄说，这是因为国家本身发展的不平衡，差距在拉大，阶层固化，影响到了教育，而不是反过来教育影响社会。在他看来，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可以作为一个推动社会平等的手段，但只是手段而已，它根本的因素还是社会本身。
而社会上一些不合理也加剧了教育的畸形。“明明是专科生就可以操作的工作，干嘛非要招本科生，甚至硕士博士。”在葛剑雄看来，现在很多所谓低端的技校、专科都没有了，就是因为用人标准的问题。
葛剑雄以亲身经历介绍，我们招新员工，必须要正规本科，电大这些都不认。“我就很奇怪，既然它已达到本科学历，为何还这么区分?有的岗位根本用不到大学本科，比如说我要招两名修补古籍的，修补古籍为什么要本科?”
不少人考试方式、增加考试次数，且教育相关部门也进行了一些。尤其是近期有关减少高考英语分数的试点，引起关注。
葛剑雄对此持保留意见。“有人说，减少英语分数可以促进公平，尤其是有利于保障农村学生的公平，但是农村也有英语成绩好的。”在葛剑雄看来，英语教学确实没必要让所有人都学到同样水平，“有的专业确实不需要英语，应让大家自己决定是否深造。”而对于有人提出学习美国“高考”，增加次数，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情况，葛剑雄不认同:“多次考成本可是很高的，会增加考生负担。”
“只有社会本身公平了，才可以体现教育公平。”他“既然中国已宣布普九了，那应该公布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比如多少学生配一个老师、要有什么课外条件等。这样，孩子们的起跑线才一样。”
但现实并非如此。“东西部城市农村之间的差异严重，中央要负起责任。”葛剑雄说，比如深圳户籍人口不到200万，外来人口有1000多万。他们的义务教育经费不在深圳，而要用深圳纳税人的钱来解决这么多外来人员的义务制教育，这个公平吗?
为此，葛剑雄曾，实行教育卡解决该问题，即每个适龄儿童发教育卡，凭卡入学，然后根据卡的数量拨发经费，但相关部门答复却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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