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在过去，中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由于中国古代人们对商业和商人的极度歧视，使商业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因而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也一直居于弱势地位，无法与自然经济相抗衡。
有趣的是，尽管古代的人们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低，可是商业仍然是致富最快、极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以至于每朝每代都会出现几位传奇性的巨贾，他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他们所经历的财富故事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发扬的东西。他们这些“商圣”背后都经历了一个个传奇性的财富人生，他们所经历的发家史一定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和借鉴。
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华夏商人，商品、商业的缔造者，华商始祖、商族先公之一。子姓，又名振，阏伯的六世孙，契之后，冥之长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
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
王亥，作为草原部落的游牧民族，他们在频繁迁徙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役使畜力的各种方法--夏王朝初年的奚仲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他的先王--相土（生卒年不详，商部落第三任首领），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戴上马笼头从而驯服了野马，再加上训练，便让马拉车驮物，成为重要的运输方式。从西北草原迁徙到中原地区之后，到了王亥时代，马拉车、运货、作战，根本不够用。那么，可不可以让牛替马拉车？这是王亥琢磨的问题。最终王亥彻底驯服了这种野性十足的庞然大物，进而将它套在华丽的双辕车上，制造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中记载的“王亥服牛”的故事。
在王亥的大力推广下，驯牛技术和牛车开始普及，商部落的畜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商族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王亥被同族人推崇至极。为解决牛、羊及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王亥亲自驾驶牛车载货运输，用帛、黍和粟以及牛、羊跟其他部落以物换物--这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正是王亥开的先河。
从那以后，古道上经常可以见到王亥率领部落赶着牛车的壮观景象：一辆辆载满布帛、黍和粟的牛车吱呀吱呀地响着，一群群洁白的绵羊咩咩地叫着，一个个袒胸露背的赤脚壮汉“吼吼”地吆喝着--这绵延的牛车队伍一跋山涉水，风雨兼程，从一个部落奔波到另一个部落……从此，王亥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他成了当时最富有的部落首领。
富有便意味着强大，强大便意味着霸气，霸气便意味着，便意味着。王亥最后一次远行贸易，是到黄河以北的有易部落。帝泄十二年（公元前1810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的有易氏（今易水一带）。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了王亥，赶走了王亥的随行人员，夺走了货和牛羊。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愤，欲为王亥报仇。但由于诸多原因，当时未能立即出兵，4年以后，即帝泄十六年（公元前1806年），才借助河伯之师，灭了有易氏，杀了绵臣，为父王王亥报了仇。这一胜仗让富足的商族部落进一步扩大了新的范围。
由于王亥开了氏族部落之间长途贩运的先河，在他去世后，商族人沿其传统，利用牛车、马车的便利条件从事部落间的物品交换，以获取财富。搞贩运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就形成了专门从事这行当的职业。外部落的人看到商族人用牛车、马车拉着货物远道而来，进行以物易物的经商活动，感到十分新鲜，就你传我、我传你地吆喝着：“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其实是“商族人”的意思，时间长了，“商人”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了经商做生意的人，专指经商做买卖之人的统称。 “商人”一词一直沿袭至今。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的始祖，即商人的祖先，数千年来一直被商人奉若神明。
商国的国力快速增长。到了王亥的第七世孙商汤时期，商国的实力已十分雄厚。当时夏朝的最后一个君王桀无度，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商汤经过11次征战，终于取代桀灭夏，建立了商朝，并在南亳（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建都。
“诚信”、“”。在与的交易中，王亥以诚信为本，平等交易。根据史料记载，与商国经常交往的有一个诸侯国叫葛国。葛国是个小国，社会落后，资源贫乏，老百姓所需粮食一直不足。商国一直向葛国提供粮食，平等进行各种交易。有一年葛国，地里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快吃光了。葛国国君到商国向王亥求援，恳求商国多运送些粮食到葛国，并愿意拿出比原来高出一倍的物品交换。王亥说：“您是商国的老朋友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敛物”。王亥除了继续以原定的物品与葛国交换粮食外，还多提供了些粮食援助。事后，葛国国君向王亥送书一封，其中写道：“葛国愿与商国世代交好，永结同盟”。
王亥“服牛乘马，以为专利。这样就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使这个部落很快兴旺起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也相应地扩大了。因此，商人与其他部落之间的交换也是比较活跃的。王亥的时候，开始利用牛作为负重的工具，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这是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对“相土乘马，王亥服牛”深远意义的高度评价。
从简单的以物易物发展到复杂的商品贸易，其漫漫脉络也就在这里找到了源头。王亥经商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商文化文明播撒天下的进程。
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春秋末著名的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曾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兴越，功成身退。北上经商，居陶，号朱公。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经商致富具有很多经商理论，致富后，肯于帮助别人，威名远播。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范蠡最后老死在陶地，享年大概88岁，称他陶朱公。在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后世的人们来此凭吊他，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范蠡离开楚国后的后半生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范蠡带着家人，泛舟五湖，飘然远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齐国海畔。为避免身份，他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古代用牛皮做的酒器，即“酒囊皮子”）。范蠡在当地购买了一些土地，还亲自饲养贩卖五畜。等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就利用天时、地利之便雇人开盐田，搞渔业捕捞，还兼营杂粮等生意。范蠡开始经营当地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范蠡对收购来的山货开始分门别类进行放置，每种货物还分有等次。根据各地商贾的需求，他先将各类上等货用牲口运往各个要货的地点进行出售，收款后，他再购买食盐、葛麻布衣等各类日用杂货运回到镇上。这样，他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日用品缺乏的问题，自己也赚到了钱。范蠡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他对人温和友善，为人也大方，遇到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常开粥场赈济灾民。灾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千里之外都赶来投奔他，不久，鸱夷子皮就名扬四海了。
范蠡买卖公平，决不会倒卖腐烂变质的货物，不消费者，所以，他的生意能细水长流，他的名声能传遍四方。他就是以这样的行事风格，在齐地种养经商，勤勤恳恳，在与家人的齐心合力之下，很快就积累了高达数十万的财产。
齐王听说范蠡搞经济很擅长，又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是个贤能之人，便力邀范蠡进宫，请他进国都临淄做主持政务的相国。范蠡欣然答应。在任相国期间，他大力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民富国强，而这时，范蠡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再次远走他乡。他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有，如果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还不如趁早放弃！”他把财产分散给知交和那些贫苦的老乡，携家捎带贵重财宝再一次抽身离去。
范蠡举家风餐露宿，辗转来到齐国西南接近宋、卫的陶邑安顿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逍遥自在，便给自己再次改姓更名为朱公。没过多久，不甘清闲的他又开始考虑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对他颇有怨言，说：“人人都想富贵，个个都想发财，你偏偏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富贵，还认为钱财无用，现在没钱了又重提这事，你以为钱财这么好赚啊？”他哈哈一笑，说：“穷富之别，看的是你的心。只要有心，生财之道无处不有。”
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创家业。由于当时本钱不多，他的生意不是很大，就像刚到齐地那样，平日里只做一些当地的粮盐买卖。好在陶邑四通八达，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范蠡自然也从这些商家那里找到了很多商业灵感。没过多久，他又在陶邑发家致富了。他富了就爱施舍，施舍不但不要回报，还喜欢帮助穷人一起致富。
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那些贫困的同乡老友，为此他还说：“其实，在我看来，经商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钱财是身外之物，贪得无厌往往会适得其反。懂得用钱才能得到钱，这也是生财之道！”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薄利多销，无敢居贵。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具行如流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农商兼顾，去末取实，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善治生者，择人而任时。乐善好施，好行其德。
一、把握行情,“人取我予”。范蠡商业经营的最主要目标是“人取我予”,即满足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与时令、季节的关系也很密切。他能把握时机,能提供市场最需要的东西,当然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二、让货等人,“待乏贸易”。范蠡运用农业丰歉循环论，调节物资，进行“待乏贸易”，具体说，就是“夏则资皮，冬则资緆（细麻布），旱则资舟，则资车，以待乏也。”所谓待乏原则就是让货等人，不要让人等货。要准备别人所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制高点，占据优势。
三、诚信经商,“不求暴利”。范蠡经商,不仅善于抓住时机，并且不追求暴利。《史记》记载,范蠡“侯时转物,逐十一之利。”这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而且薄利多销,不求暴利,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这是范蠡成功的秘诀之一。
四、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范蠡搞经济不是盲目出击,而是精心选择地点,充分发挥自然的优势,以求最好的经济效益。他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具有良好的从事生产的条件,为范蠡致富奠定了基础。在齐地,他从事农业和海上经营,到陶后,除了经营农产品还多种经营。他曾向鲁国穷士猗顿传授致富经验:子欲速富,应当饲养五种牲畜。他还提倡养鱼,《齐民要术》记载的《养鱼经》传说就是范蠡所作。
五、注重质量,不图侥幸。范蠡和计然提出一套“积著之理”,就是贮存货物的原则。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重视货物质量,资金要流通,不图侥幸获利。
六、埋头苦干,劳动致富。范蠡充分利用齐地的资源和,带领全家人艰苦奋斗。他从越国的上将军一变而为普通的劳动者,在官为本的时代,多少人仰慕厚禄,而范蠡坦然改变身份,埋头苦干,劳动致富,对传统观念做出了大胆的挑战,仅此一点对后人的启迪是极其深刻的。
七、尽散其财,富好行德。范蠡经商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记》记载，范蠡在齐致富后，就曾“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后来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是他把钱又分给贫穷人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范蠡富有，凭借的是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没有假冒伪劣，他又如此地回会，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慈善家。
八、陶朱公商训十二则：能识人：知人，赈目不负；能用人：因财器便，任事可赖；能知机：善贮时宜，不致蚀本；能倡率：躬行以率，观感自生；能整顿：货物整齐，夺目；能敏捷：犹豫不决，到老无成；能接纳：礼义相交，顾客者众；能安业：弃旧迎新，商贾大病；能辩论：生财之道，开引其机；能办货：置货不拘，获利必多；能收帐：勤谨不怠，取讨自多；能还帐：多少先后，酌中而行。
功勋、财富，范蠡一个都不少，就连种田、经商也样样能成功。他出身贫寒，为越国称霸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却不留恋权位，在功成之时，名遂身退；他弃官从商，以之策治家，终于成为巨富而名闻天下；他又不钱财，在巨富之时，19年三致千金。这样的人不愧为“衣臣、兵家奇才、华商始祖”。
端木赐（公元前520—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家，外交家，中华儒商之祖，官至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春秋末期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
《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端木赐出生于富商贵族，在孔门三千中，他还是“身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与众多贤人相比，他之所以学而优则商，不仅因为他出生商业世家，对经商有先天优势，或许还因为他受孔子学说的影响，要在书生明“义”和商人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进行学以致用的实践，他想通过经商来打开学行合一的沟通渠道。
他性格活泼，交往甚广，尤其是不安于现状，即便跟老师孔子周游列国，也没有停下经商活动。有一年冬天，当他获知吴队将远征北方作战时，便准备往吴国贩运丝棉。他知道，此时的北方正值冰天雪地，御寒丝棉是必备军需，他料定吴王夫差肯定会强征丝棉将士顺利远行，如此一来，吴国丝棉必会紧缺，丝棉价自然走高。及时掌握行情，善于把握商机，便有赚大钱的机会。端木赐迅速组织人马，划成若干小组到鲁国各地采购丝棉，然后安排快车运往吴国。果然不出所料，啼冷号寒的吴国百姓很快将丝棉抢购一空。端木赐大赚了一笔。
从孔子门下完成学业以后，子贡先是回到卫国当了几年官。不久，就辞官不做，重操旧业，成了一个影响更大的国际贸易商人。子贡所到之处，国君们也都与他行平等的礼节，说明子贡这一介儒商做到了何等显贵的地步。顶着孔门高徒的招牌，他在商业竞争中的软实力和无形资产，也是一般的土财主商人所没有办法比的。子贡所到之处，除了做买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到处讲孔子的风范是多么，孔子的学术思想是多么精深。
子贡的儒商美誉来自诚信。他虽做买卖，却不忘学说；他家财万贯，却富而不骄、富而有仁。《吕氏春秋》记述了子贡自己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可谓千古流芳。他积极牢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以诚待人、诚信交易。《论语》多处记载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他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信”一切就荡然，更遑论发财乎？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贡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忆则屡中”、“义利双赢”的最高经商境界。
子贡将儒与商结合在一起，很快就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他帮助鲁国解除困境，游说齐、吴、越、晋四国，成功地进行了外交上的斡旋，子贡为了鲁国的利益，站在国际关系的高度，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际贸易商人的卓越才干，把商业营销技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成功了好几个国家的连环战争，改变了春秋后期的国际格局。《史记仲尼列传》说：“子贡益处，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以这么说，从他开创了中国的儒商这个特殊群体以来，几千年来。还没有人能够在建功立业上，达到他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
当他富比陶朱公时，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史记货殖列传》还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有钱就能使王侯三分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儒外商，为富当仁。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一、善于学习。在端木赐之前，商人早就存在若干年了，但如何经商，如何做个成功的商人，从来没有贤人做个总结。端木赐拜孔子为师，为以后如何经商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孔子是的鼻祖，精通“六术”，他对经商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以求利”。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端木赐遵循老师的，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
二、善于沟通。子贡擅长语言表达与沟通，《史记仲尼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连孔子也称“赐敏贤于我”，可见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强。如此善辩，做买卖、搞宣传、打广告、讨价还价肯定没问题了。跑业务全靠一张嘴，酒香也怕巷子深，商品好再加口才好，宣传好，生意也才能做好。
三、了解市场行情。端木赐跟着孔子周游列国时，注意了解货物的市场行情，为以后商业做大做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四、重情重义，讲究诚信。史载子贡在终身孔子的学友子过世以后，便承担起孔子的责任来。孔子三千，而子贡有幸成为陪伴老师走完生命旅程的人。可见，他对孔子的真诚。特别令人的是，孔子过世三年之后，守灵的们行囊向子贡行揖礼道别，而子贡则回到灵地，在孔子墓旁搭起茅屋，独居守灵达三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要知道孔子推崇的三代之礼，父母过世，守灵也不过三年，而子贡守孝六年，不可谓不重情重义也。他这种重情重义的也贯彻到经商之中，“义以求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求价格，诚信为先，展示了儒商的大家风范。
五、经营有道。子贡擅长预测市场，囤积居奇，人弃我取，贱买贵卖，低入高出的经营策略，加之他能精确地料定市场行情，善于掌握各地的货物差价，及时随着市场供需情况转手而谋取利润，一致富累千金，这就是子贡的“经营诀窍”。
六、儒商的精髓：，修升素养，事业有成，内儒外商。子贡儒商：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儒商人格：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儒商生活：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内圣外王。
子贡所独有的才能不但使他成为儒商鼻祖，更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通人”，从而达到了亦官亦商，亦儒亦商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子贡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官一体的儒商。《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遍看今日富豪，富而无骄尚且少有，富而好礼的更是凤毛麟角，百个当中不知能否有一个。
《史记.货殖列传》写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孔子死后，子贡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不可不谓强大，但他却并未全部其财，而是因势利导去孔子之名、孔子之道以及为此、连续不断、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才真正是后可贵、大可敬、大可赞、大、大可表、大可学的地方！
白圭（公元前370—300年），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
《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
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
洛阳原是周朝建立的一个军事和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为防止亡殷贵族策动遗民重起反叛，便把他们以“顽民”称号统一安置在洛阳，以便加强监督管理。这些所谓的“顽民”不能参与活动，因而多数去经商。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洛商层出不穷，队伍非常庞大，他们扎堆的做珠宝生意--这是当时最赚钱的行当。白圭没有跟风去做当时最能赚钱的珠宝生意，而是另辟蹊径--从事农副产品的大贸易，包括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等。他的这个经营策略，主要是从李悝的“变法”中得到：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白圭认为，“欲长钱，取下谷”。“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
白圭也曾苦心研究过陶朱公和计然之策，总结出一套适应时节变化的经营办法--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言外之意是，当别人不太需要某种货物时，这种货物的价格一定会十分低廉，这是买进的时机；当人们急需某种货物时，其价格一定会上涨，这时就应该卖出。在收获季节或遇到粮食丰收，农民就会大量出售谷物，这时便可大量收购，然后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些比较宽裕的农民；在年景不好或青黄不接时，可以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为更准确地把握市场行情和变化规律，白圭经常深入市场，了解具体情况，所以，他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而实际上，他经商总会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予人实惠。
白圭不同于那些囤积居奇、在荒年以储存的粮食牟取暴利的商人。他反对在粮食紧缺时哄抬物价。他认为“薄利多销，积累长远”才是商人经营的基本原则，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商人肯定赚不了大钱。比如说，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会坐待价格贬得更低时才大量购进，而白圭则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就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以此来满足百姓的需求。
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了自己百姓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了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白圭为民着想，诚信经营，很快就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举成名。
白圭经商不盲目跟风，不，他对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一旦出现机遇，就像凶猛的鹰扑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他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要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更要有商鞅那一套严厉的团队管理制度，否则，经商很难有大成就。就是靠这些经商理论，白圭成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的榜样。商人不仅把他奉为祖师爷，宋真还封了他“商圣”的称号。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乐观时变，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智”、“勇”、“仁”、“强”，诚信为本。
一、预测市场行情。白圭理财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乐观时变”，即预测市场行情变化并据以进行理财决策。他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理财决策思想。这就是“贵上极则反贱”的道理。白圭说的“时变”也包括农业丰歉对商品价格和供求的影响。他认为在凶灾之年，粮食歉收，但其他农副产品未必减产。因此，社会出现丰年粮价比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灾年相对较高的情况。于是，白圭就在丰年买进价格较低的粮食，卖出价格较高的农副产品；在灾年则卖出粮食，买进农副产品。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能预测农业丰歉，而不能等到丰歉已表现出来之后。因此，白圭对预测农业丰歉也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
二、决策必须加以贯彻。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
三、要善于用人。怎样才能选？他提出了智、勇、仁、强四项要求。这是他的用人标准。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与被管理者共事时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已经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工作同他们的人品、情绪、心理有重大关系。因此，在用人时不主张靠和，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们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一思想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
四、处理好财务关系。白圭对“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作为大商人，白圭获取利润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润是从交易对手和帮助自己经商的人身上赚来的。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就很快会无处可“取”了。他已经认识到，要“予”交易对手一些利益，要“予”帮助自己干活的劳动者一些利益。财务关系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实现。
五、要薄利多销。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认为大利不一定要靠经营昂贵商品或靠在交易中卖高价来实现。昂贵的商品非一般人购买力所能及，销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众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样有利可图。因此，白圭在理财实践中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观点。“下谷”是指广大消费的谷物，价格低、利润少，但销量大，经营“下谷”同样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利润。
白圭的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白圭的遗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曾经高度评价白圭，并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后世的商人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他的经营思想，对今天的经营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地揣摩研究。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
沈万三（1330～1376年），本名富，字仲荣，世称万三，出生于平江府（苏州）长洲县东蔡村，祖籍湖州乌程县南浔镇（浙江湖州南浔）。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元朝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佑由湖州乌程县南浔镇沈家漾迁徙至周庄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周庄就是因为有了沈万三，才成为江南著名的古镇的。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曾出资修拓观前街。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不但是周庄受惠于他，南京城的建城，沈万三还有一半的功劳，因为朱元璋的眼红而出资与明朝共同建成了南京城。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土地起家。元代至顺年，沈万三的父亲沈佑举家从湖州的南浔迁到了苏州的东垞，即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在这里，全家人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垦殖，终于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庄田广达一千三百多亩。沈佑去世后，儿子们分了家。兄弟迁居之后，排行老三的沈万三留在了周庄的银子浜，他一方面管理着东垞的庄田，另一方面则开始经营镇上的买卖。他通过买卖、方式，获得了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占有方式以及垦土做法，也是当时元王朝所积极提倡并予以鼓励的。沈万三于是通过经营土地的办法，获得“赀巨万万，田产遍天下”的高额回报。沈万三靠土地起家，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出海通番。元朝者鼓励和发展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经商的人增多。至于海外贸易，元王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于是，沈万三便将目光投到了做贸易上。孙迩在《云蕉馆纪谈》中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富豪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由此可见，靠土地发家的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每年的粮食产量可想而知。沈万三将剩余的粮食贩卖到北方，还贩卖到其他缺粮地区和海外获取效益。同时，沈万三还在宁、镇、常、太、池、徽等地做生意，获得丰厚的回报，家业更加富足。
沈万三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南洋等地。沈万三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港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因而扬帆远行，收获颇丰。我国著名史学家吴晗曾说过，苏州周庄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所以说，经商致富是沈万三“富甲天下”的主要原因。
观前修街。沈万三在海外赚够了钱，一度居住在苏州，发觉城中心的观四周，每天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杂耍艺伶和小摊小贩四处云集，但由于道狭窄，行人车马经常阻塞。他想，如果在观前营建街市，将道拓宽，一定是一件好事，既能方便行人车马，又能把建成的店铺租赁给客商，招徕交易。旁的乐坊，还可以供四面八方的客人前来娱乐。于是他采用了茅山石铺平观前街，与古城小桥流水的风貌十分吻合，相得益彰。建成后，深得百姓们的赞誉。
资助起义，埋下祸根。发达了的沈万三建立了豪宅，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当时，张士诚举兵起义，做上了大周国的。但是，张士诚成立的大周国实在是太小了，只有苏州一带的一些州县。张士诚建立大周之后，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像沈万三这样的富商大贾。因为张士中明白，如果没有这些江南富豪强绅的大力支持，他这个小小的大周王朝也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当时，张士诚领兵起义需要大量的财物，作为首富的沈万三是出了不少力的，他带领江南的富商大量地捐钱捐物，资助张士诚起义，从而使张士诚的军队越来越壮大，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沈万三做了三桩让张士诚很是惬意的事情，第一桩，沈万三率领银子浜的船队，多次为张士诚的官兵发放犒赏，从而解决了巨大的军费开支。第二桩，沈万三利用自己从事过海外贸易的航海经验，以实际行动支持张士诚暗中投靠元朝，每年都帮张士诚偷运十多万石粮食到北方元朝的国都。第三桩，沈万三为巩固自己在张士诚眼中的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张士诚做老婆，使张士诚彻底地和自己拴在了同一条船上，因此张士诚也给了老丈人沈万三很多的。从此，沈万三便一跃成为海外贸易、房地产、地租、高利贷、丝绸业等方面的大鳄，金银更是多不胜收。此时拥有了巨额资财的沈万三，又开始做起了放贷收利这一资本经营的新项目，使自己富上加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人称“江南财神”。
但是，张士诚据城死守，朱元璋派兵屡攻不下，以致朱元璋对江南地方豪绅给张士诚的支持非常嫉恨。也正是因为如此，埋下了朱元璋对苏州城和沈万三秋后算账的伏笔。
南京筑城。1368年，朱元璋的大军终于灭掉了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的军队，开始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称帝后，他极度这些为张士诚出力的江南富豪，于是便对江南一带格外加重了税赋，每亩税粮定成了七斗五升。又命苏州的一些富民徙居濠州，同时，还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为官田。朱元璋了沈万三的大批田地为官田。
但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便主动拍朱元璋的马屁，想以此换得太平。不久，他又发现朱元璋建造城墙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不足。于是，沈万三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自请“助筑都城三之一”。为了让朱元璋龙颜大悦，沈万三自然是倾尽了全力。
云南充军。朱元璋想：“当初如果不是你极力支持张士诚，我何苦用得了八个月才攻下苏州城？”于是，朱元璋把沈万三全家发配到了云南。从此，沈万三名下20亿贯家当也就都归了。沈万三被赶到云南时，他已经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了。在这富与贫、荣与辱产生巨大反差的一瞬间，他从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难以接受，江南与云南的生活习性、水土气候的差异实在太大，简直是从天堂跌到了。没过多久，沈万三便支持不住，一命呜呼了。据说，后来他的子孙曾将他的尸骨运回家乡，葬于周庄的银子浜下，总算没有把尸骨落在异处他乡。
勤劳：每件事都要亲力亲为，力不到不为财。诚信：做生意不是一次性的。智慧：大智大勇，独具慧眼。机遇：运气。
一、天时。沈万三生活的年代是在元末明初时期，他经商的黄金时代应该在元朝。元朝者，重征服，轻管理，实行“重农商、轻赋税”的政策。所以说，当时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至于海外贸易，元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沈万三具有敏锐的目光，他慧眼独具，从事起商贸活动来。他的经商范围是国内国外双管齐下，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开设了许多“沈万三商号”，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他依靠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带领船队往返于东南亚各地，把江南的陶器、江西的瓷器、浙江的茶叶、西北的药材以及周庄的土特产咸菜苋运到海外，同时，买回了大量的珍珠、玛瑙、象牙、红木，赚取了巨额差价，迅速暴富起来。
二、地利。沈万三的商贸成功与周庄具有很强的交通优势密不可分。唐宋以来，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一带，水通更加便利。位于娄江尾闾的刘家港是元、明两代最大的漕粮运转，海外诸国也把它作为很好的交易市场。周庄坐落在急水江畔，急水江西连白蚬江，可到苏州，东通吴淞江，直达太仓，所以沈家船队可以在周庄急水江浩浩荡荡直达太仓刘家港。有的沿京杭大运上经商，有的向东南出海贸易。优越的交通使得沈万三奔行于内地和国外各大商贸城市之间，于是，他的“聚宝盆”里盛满了来自各地的金银财宝。
三、人和。多年的创业使得沈万三拥有了一定的资本，也拥有了一个“企业集团”。他是穷苦人出身，所以具有吃苦耐劳的良好品德，他深知创业难的道理，自然会将他的经商传授给手下人，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企业”。加之，他借助于姑苏王张士诚的，使自己在国内外的商战之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沈万三家族的崛起和衰落确实令人嘘唏。沈万三凭借经营上的杰出才华，运用诚信的操守、敏锐的洞察力、机智过人的胆略和变化多端的经营策略，白手起家，打造出了一个超一流的‘企业帝国’。但是，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最终财富给沈氏家族带来了灾难。沈万三一生用钱开，一掷千金，奢侈无度。从他自己的立场来讲，也许是为了讨好，好让自己平安地掘取更大的财富。这在张士诚时代他是成功的，的确敛聚了更多的钱财，而在朱元璋时代却失败了，败得。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沈万三有了钱财就自认为可以一切，错误地认为钱是万能的。
但沈万三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勤劳、聪慧、勇抓机遇、敢于创新的品行却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同时，沈万三的创业也在影响着后人，催人奋进，创造佳绩。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他借出大量的数目给外国商人(每次百万银元)以交换部分的船只出货。他也是的慈善家，捐赠第一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一十万两赔款的银元。在那个时期，伍秉鉴名声远播，他的肖像仍然在一些和他有过生意来往的美国人建造的官邸悬挂着。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广东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广东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接手怡和行。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1801年，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
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且其投资活动并不仅限于中国，伍秉鉴是个商业奇才，在他经营怡和行时，同欧美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又懂得依靠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同欧美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1813年，怡和行终于被列为总商之魁，登上首席商行的，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头人——总商。此后数十年，伍秉鉴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
参与美国的证券和铁建设的投资。伍秉鉴购买了美国的证券，并且向美国的铁建设进行了多次投资。在他多方面投入的同时，也为自己换来了更多的收益，使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首领。另外，伍秉鉴还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笼络其他行商。从1811年起，伍家就利用其雄厚资金，协助英商公司向濒于破产的大多数行商进行放债，其债款数额就高达二百余万元，使大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都愿意伍家的安排。因而，怡和行也逐渐成为了一个令人敬仰和羡慕的大型跨国财团。
投资眼科医院，载入史册。1835年，第一位美国传教医生伯驾来到广州，开始了美国医学在中国的。伯驾要想创办一个相当规模的眼科医局并非易事，所以他找到了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富翁”的伍秉鉴。面对伍秉鉴，伯驾把创办眼科医局，并以此作为中国人民的途径向伍秉鉴讲述了一遍。伍秉鉴念他处处急中国人之急，想中国人所想，便答应捐出10万元银元建立医局。他所创办的医局不收取任何医疗费用，医局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西医院，并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此名沿用至今。虽然伍秉鉴的这次投入没有任何利润，但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使他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更加顺利，并载入了中国的史册。
世界首富。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也不过资产700万元。在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没落。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和，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在1843年行商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溘然长逝，终年74岁。他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一起消失。后来，英国人把他同林则徐的蜡像一同陈列在伦敦名人蜡像馆里，但在中国，他的名字再少有问津。
要有超前意识，尝试投资新领域。多方投资，做大蛋糕。恩威并用，驾驭身边的人。诚信，信誉是最大的财富。以质取胜，才是经商的高手。
一、“征服”贸易伙伴，广结，建立友谊。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二、诚实、亲切、细心、的心态。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这份“”中还让对方感受到了他的“细心、亲切”。
三、工于心机，精明大度。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因为他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
四、良好的人格魅力，多方资助，恩威并施，注重驾驭笼络。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方面享有无可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以义取利是伍秉鉴的为商之道。商誉就是市场，宁可忍一时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树立自己的商誉，长期的持久利润和品牌信誉。伍秉鉴在用中国传统商道运作商行，缺乏制度支撑和规则意识。伍不自觉地涉足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行业，却缺乏自省，但不能转变传统商业观念，在制度上有所创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和局限，伍也脱离不了时代的。同时代的商多在义与利之间挣扎，伍的区别在于因为其拥有巨大的财产而可以收放自如而已。
作为一名政商夹缝中，利用获得成功的末代商人，伍秉鉴的名字在今天已经鲜为人知。后世学人多不待见伍秉鉴，其中种种评价，贬多褒少。可是回到那个时代，又有几个商人能走出和伍家不一样的道？那个时代的商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伍秉鉴已经达到了。秉鉴去世后，岭南名士谭莹撰写碑文：“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美国人亨特曾写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公行最后的头人，与拿破仑、威灵顿都生于1769年”。能与拿破仑、威灵顿相提并论，也确实够有名气的了。
乔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山西祁县）人，乔家第三代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乔致庸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在家族生意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通、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全国，实属不易。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光绪三年天遭，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他是乔中最长寿的人。
弃文从商。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然而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和天津。
创办银号。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下。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通和丰。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兴改为通，同年专门成立了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通和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
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
一、做生意先。中国有句古训：“商道即”。在乔致庸看来，任何生意都是人的生意，做生意首先要。因此，他把经商之道排列为“讲义为先，守信次之，而后方为取利”。这种经营思想在具体做法上的表现就是：宽以待人，言而有信，互帮互助，不坑客，不做假，不欺“相与”，不亏伙计。
二、诚信行天下。商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计谋和策略的运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诚信和品质更为重要。企业的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良好的声誉可以给企业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纵观乔致庸的一生，他的所有的成功无一不和两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诚信”。从商贸到金融，乔家实现“货下、汇下”的理想的根本原因是纵横天下的商业诚信。乔家开办之初就“以勤俭诚信为本”，“人弃我取，薄利广销，信誉，不弄”。乔致庸以此做为经营，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乔致庸宁愿眼前利益的巨大损失，也要无偿退货换货，毁销假货，以商誉。
三、注重品牌管理。乔致庸贩茶的过程中，南到武夷山，北至恰克图，在武夷山的茶砖上印下了兴的标记，在恰克图的货物上印下了复字号的标志，这让茶民和牧民们记住了乔致庸的深情厚意，也记住了乔家的产品。乔致庸疏通茶的过程正是其品牌塑造的过程。兴茶票庄最终能够成功，和品牌的塑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品牌的战略愿景上，乔致庸提出了“货下”、“汇下”的宏愿；在品牌的识别上，乔致庸在茶砖上印上大大的“大”字；在品牌的核心价值上，乔致庸表现了“服务天下”的承诺；在品牌延伸上，乔致庸把丝茶生意品牌转移到了票号生意上，等等，这些举措都是现代品牌管理的先进。
四、知人善用。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知遇马荀，并让其做上复字号大掌柜；通顺号胡麻油事件，果断的辞退了违反店规招聘伙计任用私人的通顺店掌柜顾天顺；看中卖花生米的孙茂才，高薪聘任为“市场总监”，帮助乔家摆脱危机，并最终稳住了乔家的产业；阎维藩，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恒票号总经理。等等。这些事例无不体现了乔家在用人上的眼光，那就是用人唯贤，用人所长，用人不疑。即便是自己的直系亲属不善于经营的也不用。
五、塑造企业文化。乔致庸的格言“货下、汇下”可以看成是乔家企业文化中的愿景；而“服务天下、为国为民”正是乔家企业文化当中的；“以义治利，诚信不失，不偏，”则是乔家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除了这些文化外，乔家还制定了严格制度规范来企业文化的落地。乔致庸自接手家业之后便立下了严格的家规，例如：学徒四年以上出师，愿在本店当伙计者，一律顶一厘身股，此后按劳绩逐年增加；分号和总号各自经营，独自核算，自负盈亏；再如乔家所有员工，包括东家本人必须戒，戒懒、戒骄、戒贪，等等。如此这般，一共颁布了二十条店规。其中的压轴条款更创下了商规中的典范——任何时候不得与任何相与商家争做霸盘。
六、官商结合，对人脉的经营投资。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则可作为经商靠山。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乔致庸悟出“货下”，必须通过“汇下”来实现时，他的“天下观”开始就把自己引向与当时的社会激烈冲突的悲剧之途。中国近代，虽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逐步成为一个时尚的口号，但更多情况下则是亡时有责，而兴时的天下乃天子的天下，天下只能仰仗天子隆恩。在这种国情之下，不论是“货下”也好，还是“汇下”也好，与正统的皇权思想肯定是有冲突的。什么是悲剧？在文学家的字典里是这么定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用这个定义来解释19世纪山西票号最终由盛而衰的悲剧，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
胡雪岩（1823-1885年），清代红顶商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商界名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城“仁德钱庄”做跑街，后因擅自借钱给官兵被后在湖州买卖粮食为生，后在杭州设银号，又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并开办了胡庆馀堂中药店，留传至今。
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做生意也与打商战。
白手起家，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在中国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他怀着一颗爱国，协助左棠兴办洋务，以图强国；怀着一颗仁厚，开办胡庆余堂，以图济世救人。终其一生，他以经商，对当今的商人仍有借鉴意义。但他生活无度，又不谙之道，终于成为斗争的品，最终钱财散尽，黯然离世。
白手起家。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靠患难知交王有龄的帮助，一跃而成为杭州一富。王有龄，宇雪轩，福建侯宫人。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己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后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其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62年，王有龄因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左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棠所部在安徽时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饱短缺等间题依然困扰着左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外官，为左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碱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
晚清洋务运动中，胡雪岩协助左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回佣。毫不夸张地说，左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另外，在的支持下，他顺理成章地了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市场、垄断金融。
到1872年，阜康钱庄的支店达到20多处，遍布。资金有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棠有功，他曾被授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成为一个典型的官商，也是当时最红火的人物。随后他于1876年在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了胶厂。
开办胡庆余堂。早在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剧增，人口负增长之时，胡雪岩便己打定救死扶伤的主意。他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曾国藩、左棠等部及受灾区。胡雪岩在全盛时期开创的胡庆余堂将他救死扶伤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在《申报》上大做广告，使胡庆余堂在尚未开始营业前就已名声远播，这正是胡雪岩放长线年春，以上的耗费换来的是成倍的利润。
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有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那时战争频繁，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很受老百姓和军队的欢迎。此后，胡雪岩亲笔书写了“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西征举借。1866年，左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出关西征。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棠只好奏请惜洋款救急。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先后六次向借款，累汁金额为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常惊人的高利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值得的。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艾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晌，各方相互推委的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裳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虽然，我们常常把奸字与商字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但就事实而论，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
慈善爱国。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己达二十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和一颗拳拳爱国。
没落。1882年，他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垄断丝业贸易，惹怒了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为海关和海运在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天，他贱卖，亏耗了1000万两，家资去半。加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到了十一月，各地的商号纷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关门倒闭。接着，慈禧太后将他革职，严追治罪。胡雪岩遣散了姬妾仆从，开始善后。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贫如洗，从原点出发，最终又回到了原点。但是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
五字商训：天、地、人、神、鬼。天为先天之智，是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神为勇强，遇事果敢，敢闯敢干；鬼为心机，手法活络，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一、讲个“信”字。信源于诚，故谓之“诚信”。一个成功的商人必是视信誉为生命、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的人。胡雪岩也深知“诚信至利，欺诈招害”的道理，在经商中做到：一是以质取“信”。在胡庆余堂创办之初，就亲自立下了“戒欺”匾：“凡百货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二是以服务取“信”。一流的企业还应有一流的服务，对此胡雪岩也是十分较真的。他要求员工不但服务应热情、周到、诚实，还应精通业务。一位即将上前线的驻浙兵罗尚全，慕名登门存一万两银子，声称不要计息、不要收据、三年后来取，但不幸阵亡了。胡雪岩得知后，在毫无凭据情况下，主动连本带息付予罗的家人一万五千两银子。
二、取个“义”字。胡雪岩主张商人应当“重义不轻利”，讲究“”是他的商业和人格魅力的核心，以此取得，诚服员工。他有一句名言谓之“一碗饭，大家吃，花花轿儿人抬人”，这就是商事中的互惠“双赢”原理。他常主动给药农贷款，面对洋商蚕农压价收购蚕丝时，敢冒风险以较高价购入。尤其在成为巨富后，更热心于赈善扶危、兴办公益事业。在清军攻克杭城后，饿殍遍地，饥民满街，他不但收葬残骸上万具，还捐米万石，施粥施药，由此博得了一个“胡善人”的美名。
三、谋个“勇”字。有勇无谋乃“莽勇”，难成事，有勇有谋谓“智勇”，成大事，故我们需要的是“智勇”。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谋勇的人，足以佐证的一例是在上海的丝业上敢于与较劲。这在当时对或视为祖拼力讨好、或视为不敢接触的情势下，谁敢与之，故此上海的丝业长期被垄断。胡雪岩就不信这个邪，但他不蛮干，不打无准备之仗。为此他专门找人下乡学习丝的生产、储藏等知识，派人到上海了解丝的行情，招集了一批精明能干的伙计，了江、浙、沪的各大丝商，联合起来组成丝业商会，主张一致对外，有生意大家做，有利大家沾，不能自己拆台，好处给了，并设法取得的支持，逼得，最后以高价收购了他们屯积的蚕丝。
四、借个“势”字。胡雪岩认为经商应放眼光，放胆量，看得远，走得宽。商人不但要看到一县、一省乃至全国，还要看到国外，敢于同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故此他能从钱庄起步发展到银号、当铺，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已在上海、厦门、宁波等全国著名商埠开设了二十一家银号，在江浙、两湖开设了二十六家当铺，且多属当地资本最巨者。后又涉足蚕丝、军火、外贸等行业。庞大的金融网为他的经商提供了资金，而商贸业的声誉又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由于各业互相呼应，因此越滚越大，诸业兴旺。他敢于结交、商场、洋场甚至江湖草莽等多诸侯，为其所用。处在当时的社会，又逢兵荒马乱的年月，经商没有的是寸步难行的，不结交几个草莽英雄是难以安生为业的，而如果没有商场甚至洋场的相互利用和合作也是做不了大买卖的。
五、用个“人”字。胡雪岩对人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以钱赚钱算不得真本事，以人赚钱才是真功夫”。因此他始终“以人为本”的原则，在用人上很有些独到之处。用人先要关心人。他常说“都是肉做的，我当你自己人，你才会把我的事当自己的事去做”。知人善任，务使人尽其才。胡雪岩也深谙此道，他认为，用人宜取人之长，不应求全责备，并不是长期起作用的人才算是人才，在关键时刻、关键场合能起作用的人更是难得的人才，应千方百计得之用之。如聘请退居的官绅，启用曾任洋行的代理，重用竞争对手的人才等等，这些人常能起到不能代替的作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清人顾嗣协曾有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取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胡雪岩先后经历清道光、咸丰、同冶、光绪四朝。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胡雪岩生长的时代正是清廷内忧外患，国库、极需商人扶危救时。他的一生极具戏剧性，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二字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却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在赢得美名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棠西征，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特别是最后三点，让他在中国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王炽(1836～1903年),字兴斋，汉族，县虹溪人。青年时斗殴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资本主义在已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作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云南人王炽的一生充满了奇迹。曾经，钱王王炽的名字响彻，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胡雪岩却不知有王炽。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以儒治商，爱国忠君，以惊人的经商天赋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钱王…… 王炽究竟有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却是不争的事实，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
王炽成为清末巨商的历程，有着无可避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勇于拼搏创新，是王炽能够在众多经商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炽死后归葬故里，墓地选在连绵千里的乌蒙山这条巨龙的上嘴唇上，气势超过昆明园通山上的云南都督唐继尧墓。
发家起源。王炽自幼聪明好学，因家境困难，王炽不得不离开私塾，跟着大人做起了小本生意。王炽无从家乡收购土布等运到竹园、婆今(盘溪)等地贩卖，又从那些地方采购红糖回家乡销售。这样来回都有生意，资金周转很快，加之王炽很能吃苦，也知道节俭，没有几年，他就积攒了纹银百多两。
王炽有了资本，生意日渐兴旺。他扩大了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由此开始组建自己的马帮，在建水、泸西、师、丘北一带往返贩运土杂百货。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为人侠义，至他20岁余时，他家已成殷富人家，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滇南王四”。
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间，王炽在省城昆明开设“同庆丰”，经营汇兑存放款事业。此后生意越做越大，数年即成滇中巨富。《新纂云南通志·卷四十四金融》载：“本省同庆丰、外埠天顺祥为云南帮中杰出票号……两号为虹溪王炽创办……同治十一二年间，先在省垣设立同庆丰，日渐发达，仍亲赴重庆仿山西帮规例，改组天顺祥，营汇兑存放款事业，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逐渐推广。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等均有天顺祥票号。总号有资本十万两，京都分号有三万两，其馀各一万两……咸同滇乱与中法凉山之役均筹垫饷款，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信用大着，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至光绪中后期，天顺祥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的大中城市。号称“南帮之雄”，与西帮三晋票号并驾齐驱而驰名于国内。王炽缔造的以金融票号业为主干的商业帝国，享誉一时。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其列为西元十九世纪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
经商有道，且胆略非凡。同治末年，川东道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三万两而一时无法凑足。道署在重庆间川帮商界洽借，但无一家愿意借给。官员们情急之下找到天顺样，没想到王炽竟一口应承，并且不要利息。使官员们大为惊叹，认为天顺样胆魄超人，实力雄厚，信用昭著。
光绪六年(1880年)，唐炯督办川省盐务。他为改善川盐生产设备，急需白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拔，唐炯只得到重庆向商界筹集。然而，商贾们认为，盐茶道借款虽有盐井可，但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可见效，何时才能收回本金？感到风险太大，都不敢贸然借出巨款。道署委员槎是云南人，向与王炽交厚，便自告奋勇来找王炽。王炽权衡利弊，又与商量之后，便答应在七八天之内即可借出十万两交盐茶道使用。唐闻之，喜出望外。第二天，槎把王炽请到唐府。唐炯以礼相待。话间再三问及借款之事有无把握，王炽说，不出十日即可送来，决不会坏唐公大事。唐炯疑惑顿释，并告之其汇费每百两年息只给三两，王亦无他议。王炽回庄后立即组织清点天顺祥号内存余，不敷之数，以需办货为辞，密向西帮票号和生意帮以及同乡富有者筹借。由于王炽平时信用昭着，故能有求必应。只八天，便将十万两白银全数筹足，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经过此举，王炽身价百倍，在生意场上名声日增，且与关系也日益密切。
富甲全滇。“天顺祥”的一炮打响使王炽身价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炽找到了唐炯作为靠山，并由此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随后，王炽与席茂之分伙独自经营，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 “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而成为民间和承办汇兑的首选。很快，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成都、汉口、、南京、上海、贵阳、广州、承德、等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都有设置，鼎盛时期在、、越南、马来西亚亦设有办事机构。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
十三年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派王为矿务公司总办。王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苦心筹划十馀年，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并亲赴四川、湖南、广东、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商集股，为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发展地方工业尽了自己的的努力。王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仗兴疏财，慈善爱国。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巨，一时筹应不及的紧要时刻，达官贵人忙于避祸，惟利是图的商人们都做了缩头乌龟，独有王炽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岑毓英为之赐额称“急公好义”。
王炽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的权，使云南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地方工业不被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
晋、陕两省，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仓惶出逃，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之地，“同庆丰”分行须全力资助。慈禧回京后，国库，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
1903年12月28日，王炽在他创立的昆明“同庆丰”商号内溘然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人生的68个春秋。
重德重义，以德经商，对“商道”有着独到的：“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 经营上不固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
一、以德为根，以质为本。王炽当时的社会是：晚清时代，混乱，商场更是复杂，、商匪一气。要想在这样的中做事，十分困难。能够在商场中真正的老老实实做生意，已经是实在不容易了，想把生意做大就更困难了。但是，王炽不管面临什么困难和压力，他始终自己的“以德为根，以质为本。”的为商价值观，最后，他不仅在商场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把生意越做越红火，使他自己在中国商业史留下了的一页。绝对质量。他对自己货品质量绝对负责，对客户“诚实忠诚”。他的是做生意当然要赚钱，但是决对不赚昧着的钱。以德为本。王炽深刻理解古语所讲的：“善人者，人亦善之”，“爱人者，人亦爱之”，“洁身者友谈，忠厚者宽”的道理。他在当时混乱的商场中始终着这样的原则：“让利于顾客的事情干，让利于合作者的事情干，让利于工友和股东的事干，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干；的事情不干，扰民的事情不干，恶性竞争的事不干。在待人上，对工友之事尽力去办，时刻把自己处于员工之中，对员工以诚对待，无微不至的关怀。
二、以财聚才，以才取财。王炽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巨大的事业，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十分注意广结，广结关系网，广交天下朋友，从而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自然广博天下财。作为商人，王炽是深知“以欲从人”之秒计，他招揽人才的手腕，除了以诚相待、信则不凝、用之不拘一格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以财聚才，以才取财”。
王炽用人从来都是不惜以重金，在他看来以经营效益为酬多少，不是让人信服的做法。理由有两个：1、以效益好坏来支付酬金，实质上是以自己所得到的多寡来决定别人的多少，这本身就是给人一种仅仅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难以待人以诚。2、经营效益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场好坏及领导决策正确与否，都将是影响经营的直接因素。如果以这个为依据，就不可避免地会将由不为人力所左右的客观因素或自己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到雇员身上，这样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看作是待人以诚了。
王炽，一位比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还要厉害的人物。“三代一品”红顶商人，这个清廷给予商人至高无上的荣誉，证明了王炽“为国”所做的种种贡献。尽管王炽的“忠君爱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但他在中法战争中垫付的军饷、为全国各地人民所捐赠的赈灾银两，无不显露了一位儒商的胸襟和。尽管因为种种原因，王氏的商业帝国到如今已荡然，可他的商道，他的为人，依然有着独特的魅力。
网友评论 ()条 查看